“当农民，有前途！”年前，在叶榭镇影剧院，松江区委书记盛亚飞的这句话刚出，立刻赢得了台下500多位家庭农场主的热烈掌声。
这是松江区一年一度的家庭农场主年末表彰大会。当一位叫李春风的年轻农民发言时，台下情不自禁发出了一片赞叹声：既种粮，又养猪，还开农机，经营面积接近300亩，去年一年收入31万元……
7年前，松江区率先探索适度规模经营的家庭农场模式，现在经营户已发展到1267户，户均经营面积118.5亩，总经营面积占粮食播种面积的88%以上。当地农民的态度，也从当初的“犹豫观望”发展到“争相承包农场”，进而演变成年轻人纷纷回归农业，“子承父业”。与此同时，家庭农场还走出松江，在上海郊区四处开花。
眼下，围绕“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，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”，松江的思考和努力还在继续——
诞生条件：
一时一地的创想，还是大势所趋？
34岁的李春风，如今是被人羡慕的家庭农场主。但他坦言，2007年前一直觉得当农民没出路，收入低，没保障。从学校毕业后，他和村里其他年轻人一样，毫不犹豫跑到城里打工。做的是计件活，月均只有2000多元。
“当时，我家只有几亩地。一年种下来，除去日常开销，基本没什么结余。”51岁的叶榭镇金家村村民沈忠良说，那些年想方设法学会了开农机，为的是多赚一份收入贴补家用。
一户两三亩田，产量不高，收入很低，农民纷纷外出打工，农业生产力水平倒退——这种分散小农“兼业”经营的生产方式，在2007年的松江得到扭转。这一年，在松江区委书记盛亚飞的倡导和推动下，该区开始探索以农民家庭为生产单位、规模在100—150亩的粮食家庭农场。当年，全区出现597户，总经营面积达9.05万亩，占所有粮田面积56%。
在松江区农委主任封坚强看来，松江家庭农场模式的诞生，并不是一时一地的创想，而是建立在各种现实条件基础上的大势所趋。一来，2007年松江全区非农就业农民占农村总劳动力90%以上，直接从事农业的农民减少到了6.6%，1.25万人。这为扩大农业经营规模提供了条件。二来，水稻高产栽培技术日渐成熟稳定，机械化操作全面普及，一户农民经营上百亩粮田成为可能。另外，松江大部分农民被纳入了镇保和城保，农保水平也不断提高，老年农民可放心离开土地。
而这样的变化，当时在国内许多地方悄然发生。如何利用好这些现实条件，顺势而为？松江区探索的家庭农场模式，希望以规模化、专业化的新型农业生产方式，减少农民数量、提高劳动生产率，进而让每一户家庭农场经营者获得体面收入。
创新亮点：
适度规模经营，坚持“家庭化”
几年的家庭农场实践，带来了什么？
沈忠良的经历，在松江1200多户家庭农场主中颇具代表性。2007年，他承包了146亩土地，成为全区首批既有农机、又承包土地经营的机农一体家庭农场。近年来，他脚踏实地、科学种田，收成一年好过一年。去年，他经营186亩，亩产600千克，“加上做农机手，收入突破20万元，一点也没问题”。
踌躇满志的老沈告诉记者，2014年承包面积增加到360亩，今后干活会更辛苦，但奔头也更大了。其实，除了收入，“种好田”还给他带来更多体面：几年来，他多次荣获区、镇表彰，2009年还获得了“上海市劳动模范”、“全国种粮大户”等称号，2012年更当选为上海市人大代表。
“家庭农场主，既是劳动者，又是投资者和经营者，理应获得较好的回报。”盛亚飞说。2007年以来，松江家庭农场户均纯收入从5—6万元逐年提高，到2012年达到了10万元左右，部分种养结合家庭农场甚至达到15.6万元的年收入。种地成为一份体面职业，当地农民从“犹豫观望”转变为“争相承包家庭农场”。
如此成效，多亏了背后一系列科学设计。比如，对于到底要不要坚持“家庭化”，当地有关部门和学者就曾反复讨论。封坚强告诉记者，适度规模经营首先必须要建立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；同时，不管是在中国历史上，还是在现今农业最发达的国家，家庭经营都是农业中最基本的经营形式；另外，农业是与自然和生命打交道的特殊产业，不可能完全像工业流水线那样实现标准化，而需要“无限连带责任”的精心呵护，因而更适合家庭经营。
规模经营的“度”，也反复斟酌。根据松江水稻机械化水平和一户家庭的自耕能力测算，单个家庭农忙季节雇佣一个劳动力，最多可经营300亩耕地。另一方面，从土地经营收入考虑，当时松江农民夫妻俩一年的务工收入约4—5万元，要使家庭农场户获得体面收入，考虑到农业生产的特点和劳动强度，其年均纯收入至少要高出打工收入。于是，松江区最初将家庭农场的适度规模确定在100—150亩之间。
松江区还在制度上“保驾护航”。规范土地流转，是首要的。以“依法、自愿、有偿”原则，农民将承包土地委托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统一流转，从而集中农民土地，交给真正有志于从事、有能力从事规模农业生产的农民。同时，对老年农民实施鼓励土地流转的政策，只要老年农民将承包土地交给集体经济组织统一流转，可增加享受每月150元的到龄退养补助，由此吸引了2.9万多名老年农民积极响应。
“如此，从土地制度看，所有权、承包权、经营权三权都得到了保护。”封坚强告诉记者，集体的所有权，体现在了对土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上，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通过民主程序，把农田承包给想种田、能种田、种好田的人；承包权则体现在利益保证上，流转出土地的农民每年每亩地可获500斤稻谷折价，随市浮动，收益有保证；经营权则体现在农场主田种得好就可获得较高收益，并可继续经营，否则就须退出。
几年实践，农业生产逐渐走出“边缘化”尴尬。据松江区农业部门调查，如今，粗放耕作、产能低下、随意转包、抛荒、浪费土地等现象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生态轮作、秸秆还田等生态循环措施，种养结合家庭农场2008年以来化学使用量折纯氮减少30%，对增加土壤肥力、养护农田作用明显。2013年，松江全区水稻平均亩产达580千克，比推行家庭农场前增产29千克，粮食生产持续丰收。
未来空间：“家庭农场”模式，可以走多远？
如何让家庭农场模式健康发展，走得更远？这是松江区有关部门在思考的问题。
7年时间里，松江家庭农场模式经历了三个阶段，每个阶段都突破了制约当时发展的种种矛盾。比如，2007年开始的探索起步阶段，主要矛盾是效益低、机械服务缺乏、没有粮食烘干设备等。之后，该区将个体经营的农机户组织起来，实现了“大机互助化、小机家庭化”的农机服务模式；同时，加快粮食烘干设施建设，解决了收获季节农民无处晒粮的难题。
在发展提高阶段，家庭农场经营收益提高，农民回流，出现“抢田种”现象。既要满足申请农民的承包愿望，又要确保家庭农场的适度规模——于是，松江区制订了一整套家庭农场主“准入门槛”。比如，申请者必须是本地农民，主要从事水稻等粮食作物生产，禁止转包土地、改变土地用途；在农民自愿提出经营申请的基础上，由本村老干部、老党员、老队长民主评定，择优选择，每年3次考核并实行淘汰退出机制……如此，确保土地能流转到那些真心愿意种田、有能力种好田的农民手上。
如今，到了完善提升阶段，新问题是：下一代家庭农场经营者在哪？现有家庭农场主中，55岁以上占33.7%，51岁到55岁占20%，也就是说三分之一以上将在3—5年内退休。而且，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进一步转移和居住转移，农村剩余居民还在自然减少。
松江的回答是：吸引年轻人回流种田，最好是“子承父业”。在封坚强等人看来，引导农民的后代回归农业，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农民整体素质，另一方面也因为他们对农业、农村原本就有认识基础和感情基础，另外，其父辈经验也能得到传承，可以手把手地教导年轻人如何种好田。目前，该区已出台了相关鼓励措施。
“只要农业能带来足够体面的收入，我们就不必过分担心后继无人。”封坚强说，现在家庭农场制度已经稳定下来，有较好前景，也能获得超过打工的收入；同时，机械化水平提升，社会化专业服务跟进，种田轻松、省力多了；另外，年轻人从事农业生产，既可享受田园之乐，又离城市和繁华很近，二者无需对立、割裂开来。因此，不管是从生产方式还是生活方式来看，家庭农场对年轻人都不存在障碍，相反还颇具吸引力。
松江家庭农场中，已出现了32户“子承父业”的经营户。李春风是一例，而沈万英更实现了“女承父业”。记者采访那天，37岁的沈万英开着车到了自家田头，俨然一位时尚白领。但就是她，在2010年辞去了一家电子企业的生产管理岗位，回家“接管”了父亲的115亩农场。之后，农忙时节，在父亲指导下，她起早摸黑忙在田头，皮肤经常被晒得红红的……如今，她种出的水稻亩产量最高达657千克，一年纯收入至少10多万元；同时，她还学会了开农机，并打出了自己的优质大米品牌。
“下一步，松江家庭农场主将迈向职业化、专业化。”区有关负责人表示，今后，松江将培育一大批专业化的职业农民，每位经营者最好能学会开农机，进行专业化生产，同时必须以此为职业，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获得体面收入。“只有让真正的自耕农提高收入，才是一件公平的事。”
家庭农场模式的扩散性如何？区农业部门有关人士坦言，不管是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，只要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，生产力水平特别是农业机械化水平大幅提高，适度规模化的家庭农场模式就有滋生和成长的“土壤”。